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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生“拙见”谈初心

2015-01-28

上周一,小T在【铁粉活动】版块发布【拙见•远行与回归】东哥与你探索变革时代 活动报名帖之后,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,但最终因为人员有限,只选出了两位幸运铁粉前去参加。不过没去的铁粉们也不要沮丧,小T这就为您奉上演讲内容,让我们一起领略东哥的演讲魅力。

时间:2015年1月25日下午
地点:中山大学梁銶琚堂

李东生:谢谢各位听众,各位同行,谢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,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回归初心再出发,有人说TCL是一只永不停飞的鹰,我认可这一比喻,33年来,我有幸和这只鹰一起翱翔,经历了很多惊涛骇浪,也收获了不少成果,在今天,我非常高兴的和大家分享,我们远行的足迹和心路的回归。

我的演讲分三个部分,第一,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TCL,第二,我和大家谈谈我自己,和我自己对事业及世界的看法,第三,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,成功的一些体会。

2014年,对于TCL来讲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年头。我们在去年,销售收入跨上了千亿的目标,虽然这个目标比我们在10年前跨国并购国际化提出的目标要晚了3年,但是经过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些艰难曲折,我感到我们的脚步更加扎实了,我们战略更加清晰了,而我们对未来的信心更为坚定。2014年我们千亿销售收入代表着什么?我们全球彩电销售1700多万台,排在市场份额第4位,我们销售了7340万台手机,排在第6位,我们华星光电销售了2400万片液晶面板,在电视液晶面板当中排在第5位,其中32吋的液晶面板全球产量第一,这是我们2014年向股东、向社会交出的成绩单。


回顾TCL30多年的发展历程,简单来讲,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是市场化转型,TCL是从一个地方的小作坊企业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司,进而在过去十年,我们向一个全球化的国际企业迈进。我们第一个转型是9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转型,其实TCL初创的时候,我也是企业的创始人之一,我们没有战略,当时只是为了求生存,怎么能够赚到钱,怎么能够在下个月发出工资。当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,是一个短缺经济的时期,只要你认真干,干什么都有赚钱的机会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,我们企业到了一定的规模,我们就开始思考企业的品牌,企业的战略,企业的未来。

我们第一次转型是市场化转型,早年在短缺经济的时候,在改革开放初期还留着比较强的计划经济的烙印,TCL的第一个产品是录磁带,第二个产品是电话,跟着是彩电、音响,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,我们TCL所有的产品都没有政府的出生证,TCL本身就不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产物。当时做电话机,做电视机、音响等都是需要国家的许可,我们都是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补准生证。彩电是1992年做的,到1997年才拿到彩电生产完全合法的许可证。这个市场化转型,我们走到了前列,当时我们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很多弊端,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,以往厂家生产的产品由国家相关部门分配出去,这样的话,工厂是可以不管销售的,那个时候也没有品牌的概念,没有渠道的概念,更没有客户的概念。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准生证,没有人帮我们分配产品,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去卖产品,我当的第一个管理职务是TCL通讯设备的总经理,那是1985年,我当年是28岁,公司刚刚创立,其实我最头痛的不是这个产品做起来,我是学工程的,是华南理工大学77级的无线电技术专业,我能够把电话机做出来,但是我不懂怎么把电话机卖出去,所以这个总经理干得非常累,干了9个月就下台了,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不懂销售。

所以TCL的市场化转型,最重要的一点是怎么建立自己的品牌,怎么建立自己的市场营销体系。TCL是中国企业当中最早导入VI,现在已经很普遍了,企业都要有一个标识,是最早导入企业VI的公司。这一转型,使得我们在90年代快速的发展。整个90年代,TCL连续1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接近50%。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助力,在市场化转型当中,我们进行了体制改革,从地方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一个股份制公司。这是TCL腾飞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


第二次转型是国际化转型。我们从2000年开始开拓海外的业务,在越南、东南亚,随后拓展到亚洲。2004年我们有一个机会,并购汤姆逊彩电的业务。在谈判的过程中,另外一个法国的国际大公司找到我们,说你们顺便把我们的手机业务收了。当时因为年轻,胆子比较大,我一年做了两个跨国并购,并购了汤姆逊的彩电业务,并购了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。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决定好像是当时一下子头脑发热,冲动做的决定。其实不是。大家记得,1997年、1998年发生了东亚金融危机,其实金融危机最早是美国的88年。当时东亚货币大幅度贬值,我们以前的出口主要是靠来料加工,中间国家的货币贬值,使得中国的相对成本上升,我们的出口订单在大量流失。所以95年起,我就痛下决心,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来料加工的水平,所以1999年我们在越南办了第一家海外工厂,开拓海外业务,在当地建厂,在当地销售。

2004年这个跨国并购是一个机会,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并没有完全准备好。当时是汤姆逊通过同行找到我们,当时并购之后我们可能成为全球彩电销量的前三名,这个诱惑是非常大的。经过了挣扎,内部激烈的讨论,最后大家统一思想,干。在2004年1月份,我还记得非常清楚,当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,在胡锦涛主席和法国总理的见证下,我们签订了协议。当天晚上我出来的时候,那个场景和情景我到今天还历历在目,由于胡主席的访问,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当晚专门显示了中国红,当时我内心的自豪感是难以言表的。作为一个成长于广东惠州的一个小地方企业,今天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亮相,这个自豪令我至今难忘。当时由于我们年轻,考虑问题没有这么周到,接下来的十年,我们为这两个并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,但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下来了,所以才有刚刚我给大家报告的2014年我们10年跨国并购的业务,给股东和社会交上了满意的成绩单。

在去年的千亿销售当中,我们有47%是来自于海外销售。这应该说最重要因素都是当年的我们跨国并购奠定下的一个基础,从这个战略上来说我们是成功的,在业务战略上我们也在往成功方面去发展,我相信再有几年,我们国际化应该能够收获更加丰硕的成果。

第三次转型就是我们去年初提出的,所谓双加转型战略和国际化的双轮驱动。过去10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,国际化步伐的加快,另外新兴技术、互联网的应用发展也非常快,大家看到在过去十年,成长最快的公司已经不是传统的企业了,所谓传统企业包括从能源到汽车制造,这些都不是成长最快的产业,成长最快的企业是互联网企业,我们看到谷歌,看到中国的阿里巴巴,看到中国的腾讯,所以如何在新一轮的战略转型中能够拥抱互联网,能够在双加转型传略,所谓双加转型战略,就是智能加互联网,产品加服务,再加上既定的国际化战略,这样的一个双轮驱动,就是今天的TCL。

我们面向未来,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说,下一个一千亿一定不用33年,一定不用10年,我们争取更短的时间跨上另外一个一千亿。


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,介绍我们TCL。

第二,我想谈谈我自己和我对于世界的看法。我是1977届华南理工大无线电技术的毕业生,我在上大学之前和我的同龄人一样下过乡,在农场工作了3年多。当时邓小平提出要恢复高考,给我们这代人创造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。记得前几年播放一个电影,《1977》,电影的情节我看了之后引起了内心很强烈的共鸣。在观看很多情节的时候,我的眼睛都是湿润的,我们确实是经历过的这一代,这种体会是刻骨铭心的。

大学毕业之后,我回到家乡,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选择,当年大学生很少,回到惠阳地区,当时地区分配的理工科大学生本科毕业生只有四位,我是其中之一。当时给了我两个职位,一个是惠阳地区科委,一个是惠阳公安局通讯科,我当时想了想,都没有去,我对人事局的人说,是否可以自己找一个企业,到工厂去,他非常奇怪地看了看我,说当然可以。

当时惠阳地区的电子工业很落后,我当时找了一家刚刚成立的新企业,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,这是我们TCL的前身,我是第43位加入公司的员工,一干就是30多年。我第二次转到政府体系是1997年,当时我已经担任TCL的董事长兼CEO。当时是非常正式的找我谈话,推荐我当惠州市的副市长,当时这是挺大的一个诱惑。我爸是解放之前参加工作的,干到退休就是一个科长,我一上来说要干副市长,这个诱惑是很大的,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谢绝了,当时组织部的领导非常不理解,第一次消息是通过惠州市的领导给我转达的,他们认为是不是领导没有把这个意思讲清楚,他们亲自找我谈,我非常客气地、委婉地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能接受的理由,因为我觉得我更加适合做企业。他还是很难理解,觉得这个是不是托词,后来我想了想,当时就讲了一句比较过分的话,我说到今天,东京知事有多少任,没有人记得,但是一个松下幸之助,全世界都记得,我的理想就是希望成为中国的松下幸之助。他很认真听了之后,说明白了,就没有再多说了。我当时确实怀揣着实业报国的理想,另外,我的个性和能力,做企业也会更加适合我。

当然最近在讲反腐,所以很多人说,你好在没有当官,不然的话,可能找不到你了。其实我当时真的没有这样想,我想的就是我适合做企业,我喜欢做这个。所以选择实业这条路,而且1997年再次选择了,我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,如果说在97年,很多人理解我,认为做企业还是一个正确的道路。那么过去十多年,很多人问我,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做工业。其实过去十多年,说真话,在中国做工业是比较辛苦的,工业这一块的投资回报率也不高,一直到今天,大家可以看到TCL集团的PE还是比较低的,我们香港2个上市公司的PE还不到十倍。我是这样想的。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结构必须要由多方面组成的,如果从比较高尚的一点来说,实业总是要有人做的,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,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实体之上,中国如果没有实体,如果中国的实体经济不强大,中国的工业经济不强大,那么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强大,到今天,我依然坚定的这么认为。

前面一个理由很伟大,伟大到别人都不太相信。我讲一点实在的理由,我自己干了一辈子的工业,这是我的专长。你别看别人干金融多么成功,别人干互联网多么成功,你去干,不一定能成功。每个人要成功,一定要把自己最有优势的地方充分地发挥出来,而且在这种过度竞争的产业领域是容不得你分心的。我去做金融投资,去做房地产有没有机会,历史没办法重复,我不好说。但是我如果不专注做工业的话,我肯定今天不能站在这里。我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,我认为这是我自己正确的选择。这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。一个人怎么成功,就是要选对路,而且要坚持走下去。

最早出福布斯富豪榜的时候,我曾经在里面。但是到今天,我早就在福布斯富豪榜的外面,但是我很满足,而且心里非常的平和。

从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欧洲金融危机来看,全球的经济、政治利益结构正在重构,对于中国来说是充满着机会和挑战的。另外从历史来看,过去20多年,苏联的解体,东欧巨变,911事件,阿拉伯之春和最新的乌克兰事件,我觉得它们的背后证明了一个道理,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超越价值观的,这是我反复想之后,得出的一个结论,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,他们的价值观讲得很高尚,但是真的做事情的时候永远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放在前面的,中国我相信也不会例外。这是我看世界,看中国的观点。

所以为了让中华民族能够过上好日子,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努力,靠自己走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,没有一个标准和价值观是一定能够指导中国走到正确的方向,从邓小平开始到现在领导人做的很多改革的尝试,反映的都是这个核心的命题。

第四,我想与大家分享下,从历史的场合来说,最伟大的人就是渺小的。世界历史上,我们看到了很多伟人今天到哪里去了,我记得红楼梦的好了歌里有一句“古来将相今何在,荒丘一堆淹没了”。所以人不要把自己太当一回事,但是又不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,你要对自己负责。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,需要一大批愿意担当的人,这样的人是社会的精英和栋梁,我相信在座的人和我一样,是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的。那么如何能够承担好这个责任,我自己简单总结有几条。

第一你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,你要干什么事情;第二你要追求理想,要扎实地饯行才能收获成果。昨天我听一个演唱会,老版的《三国演义》的歌曲“历史的天空”里有一句唱词,我听得非常有感触,“担当身前事,何惧身后评”,如果一个人能够以这样的精神孜孜不倦的工作,一定会有所成功。

我自己对于成功的体会很简单,四个词,就是理想、坚韧、努力、学习。

理想就是一定要有目标。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理想,就是要当车间主任,理想没有这么大,但是很实在,当了车间主任之后我想要当厂长。十多年后,我访问飞利浦时,我当时和林树森一起去,当时飞利浦成立100年,拿了一个女工的雕塑作为礼物,因为飞利浦做灯泡能够做100年,我当时看到之后,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把TCL做成一个世界级的企业。人一定要有理想和追求,而且这个理想和追求必须是超越金钱物质之外的,必须要高尚,才能支持你走得更远。如果只是金钱物质目标的话,我可能在中途就倒下了。因为我不需要金钱,我虽然不富有,但是我自己和我的孩子可以过得很富足。

坚韧这一点很重要,人们在成长过程中,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经历九死一生,我看到过很多企业、很多企业家成功和失败的过程,我觉得,不经过九死一生是很难成就一个企业,也很难成就一个企业家。如何能够经历九死一生,你得有强大的内心,要坚韧,不放弃。

第三是要努力。我经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:全力以赴不一定成功,不全力以赴一定不会成功。我时时以这句话来提醒自己。说实话,我不是一个天分特别高的人。在上中学的时候,我的成绩经常在班级考第一的,但是在上大学的时候,我只是中上水平,毕业的时候我的平均成绩在第十名,连研究生没有考上。为什么我有今天的成功,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,我真的是全力以赴。

最后一点就是学习,知识永远是不够的,特别在这个时代,知识更新非常快,人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提高,才能适应这个变化,才能面对竞争。以上就是我的发言,谢谢大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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